《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以下简称《课程标准》）要求学生“关心当代文化生活，尊重多样文化，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提高文化品位”，要求教师“要重视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在现行的各版本语文教材中，中国文学作品占了绝大多数，作为母语教材，这个地位无法撼动。然而在21世纪全球高速发展，各民族、国家交流日益频繁且深入的背景下，引导并指导学生涉猎外国文学，熟悉、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语言文学的差异及内在共性，显然有助于拓宽学生视野，更符合全球化背景下的教育理念。

与欧美外国文学相比，俄国文学对于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中国的影响可谓深远而巨大。无论是从历史发展上，还是思想文化上，两个国家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和关联。所以我们会发现，在新课程改革后的各版本教材中，大部分教材都收录了俄国经典篇目高尔基的《海燕》和契诃夫的《变色龙》。

而《变色龙》作为契诃夫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之一，揭发了沙俄专制警察制度下，其忠实奴仆们的愚蠢与专横。这篇作品可谓形象鲜明、文笔精炼、思想深刻。其中，苏教版教材将其收录在了八年级下册“小说之林”一单元，鄂教版教材将其收录在了九年级下册“讽刺的力量”一单元，人教版教材将其收录在了九年级下册第二单元，鲁教版教材将其收录在了九年级上册第三单元，冀教版教材将其收录在了八年级上册第六单元。

可见，这篇小说无论是将其作为一般文学作品来阅读，还是作为一篇有代表性的文本进行语文教学，都是值得教师、学生这两方阅读主体仔细探究的。

全文的情节非常简单，概括起来只需要一句话：警官奥楚蔑洛夫在街头处理一条狗咬伤赫留金手指头这一“案件”的经过。然而在处理过程中，作者通过精彩的对话，运用反复对比的手法，成功为文本塑造了奥楚蔑洛夫这一见风使舵的“变色龙”形象，不仅富有讽刺意味，而且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课程标准》在“实施建议”部分指出：“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提倡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拓展思维空间，提高阅读质量。”所以，在日常教学中，针对文题“变色龙”，我们可以在一般分析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进行更深一步的思考。

一、理解文本——文本人物在“变色”

在常见的分析评论中，往往对奥楚蔑洛夫的“变色龙”形象会着重分析，他也是最具“变色龙”特质的主人公，无论是教师教学、还是学生分析，都会将目光聚焦于此。然而，在这篇脍炙人口的小说作品中，除了警官奥楚蔑洛夫，就没有其他“变色龙”存在了吗？稍加引导，我们便不难发现一些其他的“变色龙”。

文中的受害者赫留金也是“变色龙”。在“案件”处理的过程中，他的角色也在无形之中转变了多次。他一出场，便有一系列动作描写。“他紧追那条狗，身子往前一探，扑倒在地，抓住那条狗的后腿”，这里“追、探、扑、抓”四个动词，使我们感觉到这一定是一个身手敏捷的高手；可当他抓到狗后，却“把一个血淋淋的手指头伸给人们看”，“像是一面胜利的旗帜”，原来他受伤了！如果不是这根血淋淋的手指头，还真无法让人联想到被小狗咬的居然是他。然而文本行文至此，尚未告诉读者这是本文的主要人物之一首饰匠赫留金。这样的描写，加之前文就有他的追狗时的呼喊，不禁会让人联想起《红楼梦》中王熙凤“粉面含威春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的精彩出场。

当此人此狗面对警官奥楚蔑洛夫时，赫留金一改“武林高手”和“胜利者”的形象，成了一个“没招谁没惹谁”的老实人，成了一个“拿手罩在嘴上，咳嗽一下”再说话的斯文人，成了一个“一个礼拜不能用这个手指头”的可怜人。

而当其他人揭穿他被狗咬伤的原因时，老实、斯文、可怜的赫留金便又换了副面孔。且看他掷地有声的质问，“你胡说，独眼龙！你什么也看不见，为什么胡说”；且看他信誓旦旦的声明，“要是我说了谎，那就让调解法官审问我好了。他的法律上说得明白”；且看他底气十足的炫耀，“不瞒您说，我的兄弟弟就在当宪兵”，无论何种说辞，都和一开场时的形象判若两人。

在这之后奥楚蔑洛夫的处理过程中，他又如失声了一般，完全不再为自己辩解了，看来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除了警官奥楚蔑洛夫和首饰匠赫留金，那些在旁围观的不具名的群众也是“变色龙”。开始，他们只是“从商店里探出头来，脸上还带着睡意”，但是“木柴场四周很快就聚了一群人，仿佛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的”。有热闹看，即便不睡觉也是要上前一探究竟的。可见，这些群众极具鲁迅笔下“看客”们的特质，为其“变色龙”形象做了极好的铺垫。所以，自始至终，他们都未曾关心过事件处理得是否公正，而是和奥楚蔑洛夫一样，关注狗的主人到底是不是将军。于是才会有“这好像是席加洛夫将军家的狗！”这样的推测；所以才会有“他是个荒唐的家伙”这样的指责；所以才会有“那群人就对着赫留金哈哈大笑”这样的嘲讽。随着狗主人的变化，他们一会儿是帮忙警官找狗主人的热心人，一会儿是无情揭露狗咬人原因的好市民，一会儿是肆意嘲笑赫留金的起哄者。“看客”嘴脸，一览无余。

二、挖掘文本——时代背景在“变色”

文学评论强调要“知人论世”，就是说要了解作者的生活经历，了解文本写作的时代背景，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因为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任何文学作品都脱不开作者所身处的历史环境。《变色龙》中，如此众多的“变色龙”齐聚一堂，一定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所以，在分析人物形象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指导学生从历史背景的角度思考人物具有如此“变色”特质的原因。

本文属于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创作于1884年，正值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世界格局也同步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面对巨变，契诃夫所在的沙皇俄国也顺应潮流，进行了一系列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本文便是在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改革警察制度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其实，在这篇小说面世之前，一些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已经创作了一批脍炙人口的现实主义作品，比如果戈里的《钦差大臣》、《死魂灵》，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等。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有意识地将这些作家、作品介绍给学生，这样一来可以使其知晓了解更多的课外文学作品，二来也有助于学生理解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产生的共同时代原因。

在这些作家笔下，封建农奴制下官僚阶级腐朽没落的嘴脸被直截了当地表现了出来，同时，俄国农民们的悲惨生活境遇也是作家着重展现的。

而当资产阶级改革的浪潮波及到封建的沙俄时，以沙皇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便开始着手为农奴制披上光鲜的外衣。不仅修订了一系列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法令，还改革了警察制度，成立了治安委员会等机构。这些表面功夫使得沙俄这一落后国家开始呈现出一点“先进”、“文明”的色彩。比如在课文文本中，“法律”一词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在赫留金讲述案情后说到：“就连法律上也没有这么一条，说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该忍着”；第二次是赫留金被“独眼鬼”揭出事实真相后说的：“他的法律上说得明白，现在大家都平等啦”；第三次则是奥楚蔑洛夫说“那儿的人可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通过赫留金的表述我们可见，通过“改革”，底层群众已经知道提出“法律”来维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切身利益，然而奥楚蔑洛夫一句话，深刻地点出了这样的法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用来装点门面的虚伪事物而已，即使是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样的俄国中枢城市，有法不依也是出了名的，那么在俄国其余广袤的土地上，法律的作用便可想而知，只能是用来欺压人民。

时代背景的“变色”，造就了一批口称“法律”，却行压迫之实的统治阶级奴仆，才使得如此众多的“变色龙”齐聚一堂。

三、超越文本——现实意义在“变色”

好的作品应该随着时代变迁，穿透岁月，体现恒久的文学价值，逐渐解读出越来越丰富的内涵。文学评论也不应一成不变，而应常读常新，茁壮成长。

《变色龙》作为一篇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作品，直接反应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作品讽刺、揭露得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孤立的警察，而是把矛头直指那个崇拜官爵的俄国腐朽社会和穷凶极恶的沙皇专制主义制度。

随着社会进步，和平与发展成为了当今的时代主题。如今，封建农奴制度、沙皇专制制度已经彻底离我们远去，不再有腐朽没落的统治阶级了。那么作为中学语文教材的保留篇目，《变色龙》还有哪些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在日常教学中挖掘、深思并传递给学生呢？

前述说到，不仅奥楚蔑洛夫是“变色龙”，首饰匠赫留金和围观的群众也具备“变色龙”的特质。赫留金和群众们不属于统治阶级，也没有帮助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权力，处于社会的底层。然而，如同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一样，受压迫者天生具有压迫别人的欲望。文本中描写到的小市民们的眼中，那些微不足道、充满低级趣味的生活琐事恰恰是他们心目中的大事。前述说到他们一开始只是“从商店里探出头来，脸上还带着睡意”，但是“很快就聚了一群人，仿佛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的”。脸上带着睡意，可见他们是一群懒散之人，然而，一起狗咬人的闹剧，却能迅速将这群懒散的人团结起来，一起参与到其中去。而当搞清楚狗主人，知道狗主人也是贵族官僚之后，这群人便将嘲讽肆无忌惮地投向了和他们一样也只是普通百姓的赫留金。这些行为，用饱食终日、麻木不仁来形容，毫不为过。

而语文学科是人文学科，树立、传导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人文学科的至上目的。《课程标准》要求“语文课程……为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打下基础”；“语文课程还应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促进学生和谐地发展，使他们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中学生还是未成年人，如果仅仅将眼光着眼于作品背后所隐射的社会制度和现实，无疑是不切实际、本末倒置的。契诃夫笔下表现出的这种典型的“小市民”心态，很是值得在日益浮躁的今天深入挖掘、深入思考、深入反思。

试想，虽然封建制度离我们远去了，不再有官僚阶级的压迫了，可我们内心是否还有那种自私自利、趋炎附势的心态，是否也仍在关注着那些鄙俗空虚、无聊荒唐的毫无意义的琐事，我们在课堂上带领学生认识、看清奥楚蔑洛夫这些“变色龙”的同时，是否也会联想起自己？所以，在教授《变色龙》时，我们需要慎终追远，跳出“政治教化”的宏观俗套，带领学生将目光收回到自己身上，去扫描自身言行，回归文学关注人性的本真上来。笔者在教学时，总会在最后的拓展环节请学生思考：你是不是有“变色龙”般的言行？自己在生活中有没有“小市民”心态存在？我们应当怎么做？

如此，在指导学生学会阅读文本的方法的同时，也进行了情感教育、品德教育，在社会节奏日益加快，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中，文学情感的熏陶，显然是必要而且宝贵的。

                                                                                            （撰稿者：戴炜杰）